老红军阮受贤的革命生涯

图为阮受贤。

□郑荣标 阮泉清

阮受贤,1917年出生于永定区培丰镇东中村阮屋。他参加过第三、四、五次反“围剿”、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奖章、解放奖章,“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纪念章”。他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生涯就是一部传奇。

“萧华准我当红军”

1932年,培丰各村群众革命热情很高。年仅15岁的阮受贤向往红军,第一个报名要当红军。农会主席见他瘦弱矮小,完全还是个孩子,就没有同意,让他等两年后再来。阮受贤坚决要求参军,农会主席就说“你背得动三支枪吗?”“我能!”阮受贤抱起枪就扛了起来,还真过了关。农会主席见说服不了他,只好同意他去漳州应征入伍。

阮受贤和村里的两个同伴步行300里路程,三天三夜赶到漳州,在城郊东北小学报名参军。可是,其他的人都顺利参了军,唯独阮受贤没被批准,原因是个子太小了,虽然为了能当上红军,他对招兵处的人多说了一岁。此时,阮受贤就和招兵处的人死磨硬缠,急得要哭出来了。

正在无奈又紧急时刻,门口走来一个人,见此情形就过来了解情况。他问阮受贤“为什么当红军?”“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,回去不是饿死,也是被地主老财活活打死!”这句话触动了这个人,他认真端详了一下阮受贤,见到阮受贤明亮眼眸里的决心和信念,便破例接收了他,并把这位小少年分配到红一军团直属的警卫连。

事后阮受贤了解到批准他参军的人是萧华,当时是红一军团青年工作部干事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后任国际少共师政委,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。所以阮老说,萧华是他的救星!

艰险长征路
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,红军开始战略转移。

阮受贤所属的25分队从江西兴国出发告别苏区。长征途中,红军大小战役无数,部队要突破敌人层层封锁线,日夜急行军,特别难忘的是湘江战役和抢渡大渡河。“‘湘江战役’那叫个惨啊!无数战友倒下了。我们阻击的是桂军主力夏威,敌人天上有飞机,地上有大炮,我们的阵地被炸得稀巴烂……但我们只是心里默念着:要让中央机关赶快过江。”阮受贤在回忆录里写道,过江上岸第一个见到的人是红一军团左权参谋长。湘江战役,中央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。抢渡大渡河,飞夺泸定桥,是和敌人赛跑,争夺时间。每一个战士随时都可能牺牲,而千万无名烈士就这样长眠在长征路上。

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,完全超出人体能量的极限。翻越大雪山时,人如同在山上腾云驾雾,空气稀薄,呼吸困难,战士们艰难地一步一停向上爬,谁也不敢停下来坐下,否则就有可能永远起不来。从毛儿盖北行40公里,就是数百公里的沼泽草地,神秘莫测,寒冷,饥饿,不少人得了疟疾,走累了,昏睡过去,就再也没有醒来。干粮没了,地上的草根、蘑菇、田鼠,都是难得的食物。能战胜长征路上的种种艰险,靠的是大无畏的勇气、顽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

当聂荣臻的警卫员

1935年8月红军过草地时,阮受贤调至军部,组织安排他做聂荣臻的警卫员。当时聂荣臻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。1936年10月,西征红军攻占甘肃会宁、界石铺,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,在回民居住区,经组织谈话,阮受贤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由于在军部,阮受贤得以认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、博古、张闻天、彭德怀等革命先辈,期间与朱老总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1937年8月的一次经历,让阮受贤成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换戴军帽的“第一人”。那时朱老总和聂荣臻分乘两部卡车经洛川、潼关往西安,车到北潼关时,一阵风吹来,把阮受贤的军帽吹到山沟里去了,他大喊,要司机停车让他去找帽子。这时候朱老总和聂司令的车也到了,朱老总知道后对阮受贤说:“你去买一顶国民党军帽吧,明天我们就要换装了,我批准你提前一天换了!”于是阮受贤到潼关商铺里买了一顶国民党军帽戴上,而他就此成为朱老总特批准的“红军换装第一人”。

平型关战役时,一一五师指挥所确定并隐蔽后,阮受贤在聂荣臻身边到前线侦察。天亮后一直拿着聂荣臻的望远镜在观察敌情,特别观望远处公路的拐弯点。突然,阮受贤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日军的汽车,不由地轻声喊道“来了!”虽然声音不大,但似乎在喊。聂荣臻冷静地说“隐蔽好!”伸手接过望远镜,这时已可以听到日本鬼子汽车的马达声了,为了不暴露目标,聂荣臻传令“没有命令不得开火!”等敌人100多辆汽车进入八路军的埋伏围了,便发起总攻。

从当红军,二万五千里长征,到聂荣臻警卫员,阮受贤经历无数战斗,也掩护过聂荣臻好几回,大小险情无数,而他自己从未负过伤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阮受贤担任警卫员时,机灵勤快,忠厚老实,深得聂荣臻等首长的喜爱,并特批阮受贤与河北唐县姑娘结婚。后来他们育有四子一女。

2017年9月,寓居山西太原的阮受贤逝世,享年100岁。

[责任编辑:曹林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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